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中，记载了孟子和弟子公都子的一段对话：

　　公都子问曰：“钧是人也，或为大人，或为小人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从其大体为大人，从其小体为小人。”曰：“钧是人也，或从其大体，或从其小体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敝于物，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。此为大人而已矣。”

　　同样是人，有的为君子，有的为小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孟子认为，顺从“大体”的为君子，顺从“小体”的为小人。

　　在孟子看来，要成为君子，就必须摆正“大体”与“小体”的关系，重视“大体”，由“大体”主导自己的一言一行。这种“大体”，在古人看来是立心养心，在今天看来，主要指坚定理想、信念、道德、操守，等等。“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”，即要先确立主要的东西，做到立大志、守大节、遵大德，心里有了主心骨、定盘星、指南针，行为就不会有偏差。

　　宋理宗宝祐四年（1256年），文天祥以一篇名为“法天不息”的文章高中状元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二十一岁的他慷慨激昂，直言论政，表明自己要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人生理想，被誉为“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”。

　　蒙古大军兵临临安城下，在国家危难之际，文天祥毁家纾难，自己组织军队抵抗蒙古军队，最终因寡不敌众被俘。被囚于敌船中，在波涛起伏的零丁洋上，他一气呵成写下《过零丁洋》：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
　　到大都后，文天祥被关在兵马司一个幽暗狭窄的牢房中。在被关押的三年里，元朝不断派人或威逼或利诱其投降，文天祥从来没有屈服。忽必烈最终亲自劝降时，他仍坚决地回答：“愿与一死足矣。”

　　文天祥的一生，都在恪守自己的初心。他的爱国之心，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。一百多年后，一个名叫于谦的少年自小就将文天祥视为榜样，立志要成为和他一样的人。十七岁的他，写下一首《石灰吟》以明志：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

　　于谦同样用一生践行了清廉忠义。土木堡之变，他临危受命，出任兵部尚书，主持北京保卫战，使时局转危为安；身居官位多年，始终清正廉洁，恪守名节，“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”的故事，为百姓称道。

　　“本根不摇，则枝叶茂荣。”一个人只有心中“立”定了远大志向，才能经受住风霜冰雪的考验，耐得住安危冷暖的磨砺，始终保持坚定不移的意志，成就一番事业。

　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，共产党人的“立乎其大”，是坚定的理想信念。百年来，一代代共产党人汇聚在信仰的旗帜下，不求显达于世、不求暂得于己，为了理想信念前仆后继、舍生取义。

　　“高尚的生活，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”，李大钊，曾是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，却以生命之钟撞响旧中国的黎明，就义前唯一的愿望，便是“红花的种子，撒遍各地”；长征路上，血战湘江，重伤被俘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，撕开腹部伤口，绞断肠子，壮烈牺牲；“革命成功万岁”，敌人在刑场上残忍地割下了刘仁堪的舌头，他却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，写下这六个大字……

　　革命战争年代，理想信念体现在生死考验上；和平年代，理想信念体现在岗位上、践行在行动中。

　　辽宁，鞍山钢铁厂。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，我要把有限的生命，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”在普通的岗位上，在平凡的工作中，雷锋始终发扬“螺丝钉精神”，干一行爱一行，专一行精一行。

　　四川，两弹城。一句“我愿以身许国”，让已经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放弃原来的研究方向，转到国家迫切需要的核实用性研究上。他改名“王京”，隐姓埋名奔赴一线，“消失”了17年，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、到底在干什么。

　　河南兰考，焦裕禄在大雨滂沱时蹚洪水、察流势，在风沙最大时查风口、探流沙；福建东山，谷文昌成为扎根人民的木麻黄；烈日下，袁隆平一次次潜心试验，以汗水浇灌杂交水稻；课堂上，张桂梅几十年坚守，成为为学生“种信仰”的人……一个个闪亮的名字，一个个坚定的身影，彰显着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。

　　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，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。有了理想信念，就能涵养“忠诚印寸心，浩然充两间”的高尚品格，就能唤醒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”的觉悟境界，就能激发“为国为民谋解放之革命事业”的使命担当，就能塑造“风雨不动安如山”的强大定力，就能增进“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”的深厚自信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理论上清醒，政治上才能坚定。坚定的理想信念，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，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。”新征程上，广大党员、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，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，并以实际行动真正践行理想信念。